東西問丨畢經緯：商周青銅器龍紋蘊藏著何種文化內涵？
中新社西安3月12日電 題：商周青銅器龍紋蘊藏著何種文化內涵？
——專訪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畢經緯
中新社記者 阿琳娜
中國的龍文化起源甚早，商周青銅器上的龍紋蘊含著何種文化內涵？為何說龍紋是商周青銅器上具有“統治地位”的紋飾？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畢經緯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進行解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商周青銅器上流行哪些紋飾？這些紋飾與龍有何關聯？
畢經緯：公元前2000年前后，中國已進入青銅時代。至商代晚期，青銅器鑄造工藝不斷進步，中國青銅文明的第一個高峰隨之到來，并延續至西周早期。西周中期以后，青銅器應用逐漸世俗化。春秋晚期以后，青銅器的世俗化更加明顯，開始成為貴族階層彰顯身份和財富的工具，加上鋒利的鐵質鏨刻工具普及，大量精美絕倫的錯金銀、鑲嵌紅銅和人物畫像紋青銅器得以出現，從而形成了中國青銅文明的第二個高峰。戰國以后，隨著鐵器、原始瓷器和漆器的興起，青銅器逐漸衰落。
就目前的考古發現而言，早期的青銅器紋飾大多是簡單線條組成的幾何紋樣。商代至西周早期，青銅器上最流行的紋飾是獸面紋、夔龍紋和鳥紋。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獸面紋大幅度減少，而顧首龍紋增多，同時還流行新出現的竊曲紋、波曲紋、垂鱗紋和重環紋(橫鱗紋)等抽象紋樣。至春秋中期，前期流行的抽象紋樣衰落，蟠螭紋迅速流行。春秋晚期以后，除蟠螭紋繼續流行外，還盛行蟠虺紋。
仔細觀察可發現，這些紋飾多與龍密切相關。除夔龍紋及由龍紋變形所形成的竊曲紋和蟠螭紋外，流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青銅器上的獸面紋，實際上是兩只吻部向下的夔龍組成的，屬于一首雙身的夔龍紋。西周中期以后流行的波曲紋是龍之軀干的抽象，垂鱗紋和重環紋是龍之鱗片的抽象。春秋晚期以后流行的蟠虺紋實際上是蟠螭紋的縮小版或縮略版。
概言之，商周青銅器上最流行的九種主體紋飾，除鳥紋外的獸面紋、夔龍紋、波曲紋、竊曲紋、垂鱗紋、重環紋、蟠螭紋、蟠虺紋等八種紋飾，皆與龍紋密切相關。
中新社記者：為何說龍紋是商周青銅上占“統治地位”的紋飾？
畢經緯：關于這個問題，可以分時段來說明。
商代至西周早期，青銅器上最流行的主體紋飾依次是獸面紋、夔龍紋和鳥紋，其中獸面紋占據絕對優勢，再加上數量較多的夔龍紋，這一時期以龍紋作為主體紋飾的青銅器應占大多數。
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青銅器上最流行的主體紋飾依次是竊曲紋、重環紋、垂鱗紋、波曲紋、顧首龍紋和垂冠大鳥紋等六種，其中前五種與龍紋密切相關。
春秋中期至戰國時期，青銅器上最流行的主體紋飾是蟠螭紋和蟠虺紋，皆屬于龍紋。
而且，即使在鳥紋最為流行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鳥紋的總量也遠少于獸面紋和夔龍紋。不僅如此，商周青銅器上的眾多立體裝飾也與龍關系密切，比如兩周時期鼎足根部的獸面紋、器物耳部的獸首、器身上的鋪首與爬龍、器蓋上的盤龍等。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龍紋在商周青銅器主體紋飾中占據絕對的統治地位，是中國青銅時代最重要的紋樣。
龍形象的多變性，主要緣于龍的幻想屬性。商周時期龍的形象尚未固定?！豆茏印に亍贩Q龍“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于天下，欲尚則凌于云氣，欲下則入于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薄墩f文·龍部》也云“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边@些記述與商周青銅器上龍紋復雜多變的形象是相合的。
中新社記者：商周時期的青銅器紋飾為何多與龍相關，這反映了商周人怎樣的觀念和思想？
畢經緯：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是溝通人與神的媒介，這個媒介主要是幻想出來的龍，其他動物只是龍的輔助。原因在于：龍可大可小，可長可短，既可翱翔于九天之外，又可沉潛于九淵之下，具有變化萬端、通天徹地的神性和能力，故而成為古人溝通天地的最好媒介。這一點也可以在戰國時期的《人物御龍帛畫》、馬王堆漢墓出土的T形帛畫以及《周易》《歸藏》《山海經》等早期文獻所記五帝乘龍升天之事得到印證。
除了青銅器裝飾有大量龍紋外，商周時期的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器等高規格禮器上也可以見到很多龍的形象?？梢哉f，商周時期的龍紋實現了質的飛躍，成為當時裝飾尤其是禮器裝飾的統治性題材，在龍形象的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大量龍紋裝飾在具有神圣意味的青銅禮器上，其形態變化之多、延續時間之長、所占比例之大，反映出龍在商周先民觀念中無與倫比的重要性和神圣性，為之后龍成為中華民族的標識奠定了觀念和思想基礎。
中新社記者：商周青銅器上的龍紋蘊含著怎樣的中華文明特征？
畢經緯：首先是連續性。中國的龍文化起源甚早，新石器時代早期就出現了成熟的龍形象，比如遼寧查海遺址興隆洼文化時期的石塊堆塑龍、湖南高廟遺址高廟文化陶器上的龍紋，還有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仰韶文化時期的蚌殼堆塑龍、湖北焦墩遺址大溪文化時期的卵石堆塑龍、內蒙古東南部和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玉龍、山西陶寺遺址龍山文化時期的彩繪龍紋等。
目前，二里頭遺址已發現包括陶范、綠松石飾品、陶片在內的數十件龍紋器物。受到早期龍文化的強烈影響，商代青銅器上的獸面紋和夔龍紋，是龍紋在商代青銅器上的不同表現形式。西周早期青銅器、玉器上的龍紋延續了商代晚期的特征，依然十分流行；西周中期以后的龍紋盛行如故，只是在表現形式上有所變化。
其次是統一性。龍是想象中的動物，現實中并不存在，但自新石器時代起，中國的很多地方都出現了龍的形象，商周時期的龍形象數量更多、分布更加廣泛，這說明龍作為一種精神上的信仰，至遲在商周時期就已形成廣域上的文化認同，反映了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
自興隆洼文化查海堆塑龍至今，經過8000年左右的精神“滋養”，龍最終升華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標識、信仰載體和情感紐帶，體現了中華文化的連續性和統一性。龍是中華文化史賡續不斷的見證者，龍的歷史是中華文明起源、傳播與融合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歷史。
受訪者簡介：
畢經緯，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考古文博系主任、國際長安學研究院考古中心主任。主要從事夏商周考古與青銅器以及中西青銅文明比較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海岱地區商周青銅器的整理與研究”(結項，優秀等級)、“中國古代青銅器發生學研究”(在研)，參與國家社科基金及國家文物局科研項目數項。出版《問道于器：海岱地區商周青銅器研究》等著作4部，在《歷史研究》《考古學報》《考古》《光明日報》(理論版)等報刊發表論文40余篇。研究成果曾獲陜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陜西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